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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塞车pk10冠军杀号:袁凌:活着,是一个忍心的过程

2017-09-20 15:30:13 来源:新浪

袁凌写一些被遗忘的,不同于常的人生轨迹。每每落笔,始终与土地紧紧贴合,他的文本直指深渊,似跌入一个不可逆的空间,耳畔不时传来残喘的呼吸,深陷其中,却对这些将死的生命,束手无策。

曾有近两年的时间,袁凌极少进城。他住在北京五环外的天通苑,禁锢的空间,聚集近70万人口,尘土飞扬,乱七八糟。工作日的清晨,人们以此为点,迅速涌进城中的办公区,寻求生计。

这是“北漂”袁凌,所习惯的生存境况。

他可以躲藏其中,静观城市在这里留存下的缩影:人们缄默、悲苦、俭省、奋斗,各自飘零。每一个自地面长出的故事,都撕扯着异乡者分裂的伤痕,与他所写的底层题材,在气质上,默契相合。

今年四月,袁凌推出了他的非虚构作品集《青苔不会消失》,收录了一百位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物故事。很多人说,在字里行间中,可以读到沉重的悲悯,阵阵刺痛。

《青苔不会消失》 袁凌 中信大方 2017.4

随着大北京的拆迁改造和人口疏散,他们被动地由中心迁往外围,从初到北京的前门,一路撤退到眼下的五环,落脚在这处大杂院。其间备尝辛苦,也曾有过“升级做大”的梦想,却从未能就地扎根,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,似局外人那样生存。

——袁凌《北京局外人》

见袁凌这天,北京炎热。得知记者从三环赶来,他贴心地将采访地点定在天通苑地铁站旁,几经周折,最后敲定于医院住院部的地下一层见面——这里有靠近地铁站,唯一一家仍在营业的咖啡馆。临近约定时间,他骑着共享单车,淌着汗,匆匆赶到。

袁凌有些瘦,皮肤黝黑,双目却涵摄万物,既内敛,又从容,如同他的文字,是见过最卑微的尘埃,才会显露的质朴和纯粹。不久前,他去皮村的工友之家探访,一位月嫂见他“衣着不太出众”,姿态便高了起来。袁凌无奈,“聊着聊着,她知道我没买房,就开始鄙视起我了。她觉得我很失败,不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,也不太相信我的身份。”

说起这件事,袁凌的口吻轻飘飘的,像未曾发生般虚无。他做了一个假设:“如果我装成一个作家的派头去呢?那样我也了解不到什么。”

城市化进程太快,土壤日渐崩塌,欲望加剧,边角锐利。面对裂变所产生的畸形价值观,袁凌多了几分理解。“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割裂。好像城市和乡土割裂,底层和高层割裂,生活和思想割裂,物质和精神割裂。”

无数故事,就这样奇妙地诞生在城市的角落,袁凌早已见怪不怪。如潮般的人群,周而复始,每当浪花散去,冲洗掉尘埃的珍物,乃为至宝。他的目光,便不由得落了上去。

这是记者袁凌,所持有的敏锐。

十几年过去,他从未远离现场。如今看,他的从业轨迹虽有波折,却大体平稳:城市的记者,乡土的作家,来来去去,都不曾与现实分离。袁凌用“折腾”来形容自己,直到新媒体时代到来,他才彻底脱身,纯粹写作,轻装上阵,一股脑地,将能写的,不能写的,接近疯狂式的消耗。

他写一些被遗忘的,不同于常的生活,每每落笔,始终与土地紧紧贴合。袁凌的文本直指深渊,读起来,似跌入一个不可逆的空间,耳畔不时传来残喘的呼吸,深陷其中,却对这些濒死的生命,束手无策。

“为卑微的力量,做无言的见证。”他说,一棵树,地下的生活,十倍于地上。

十四年前,我放弃学院的道路投身记者行当,面对一个隐晦却严峻的矛盾。

作为采访者,我和同行们接触生活现场的机会比常人多,几乎可能成为任意一种生活形态的见证人。但这也意味着,他不是任何一种生活,包括他自己生活的当事人。

——袁凌《卑微的力量》

这也是作家袁凌,选择的自我原宥。

袁凌出生在陕西省平利县。在新闻搜索框输入这个地名,永远绕不开“脱贫计划”“非法煤矿”的字眼。

或许因为太苦,或许因为太穷,亦或因为母亲的早逝,袁凌认为自己对乡土的亏欠,实在太多。天生的负罪感,让诗性蔓延,在他的文字中渐渐扎根,与故土的存亡,紧密相连。正如柴静所言:“他的写作,是沉浸在这些人的命运里,活上一遭,以作偿还。”

灵魂易碎,字便有了苦涩的味道。在平利县,尘肺、残疾、死亡,混淆成一片。“在远离社保和法律的地界飘落,亲人的手指也无从握住。”他直面一切隐藏于光下的艰苦,漫漫难捱。

然而,在这个时代,袁凌保持着接近冰点的清醒,凝固住一切可能发生的情感决堤,字字句句,搭建每一寸土地残存的骨肉与气息。

“一切抒情和形容的文字,不能触及他们生活的质地,出口的同时已经轻飘虚弱。在浮泛的实事、过剩的情绪和他们真实生活的分界之前,我只能止步,不愿意搬弄这条界限,制造似是而非的风景。”

脚踏田野,便有了受苦的光荣。袁凌作为圣徒,如身处洞穴,日夜精炼文字,修行敲打,用以取光。

以下为新浪记者对袁凌的采访对话:

“我们需要修复式的生活”新浪读书:新书书名《青苔不会消失》,取自你的诗句——“青苔不会消失,只要世上还有,最后一个穷人。”《血煤上的青苔》中有一句:“开春了,青苔无声地修复着这个世界。”甚至在自序中,你追忆外婆,将她和她所处的时代群体归为一种底色,喻为“发黑的青苔”。对于你而言,“青苔”的寓意是什么?它频频出现的原因又是什么?

袁凌:青苔这个东西,很卑微。但是它有一个特征:虽然卑微,但还有一种青色,有一种生命。废墟下面长出的青苔,具有滋润性,具有一种修复的功能。

另外,青苔有时候因为缺水发黑,没有那么讨人喜欢,这是生活逼迫它的。青苔本身的需要是很少的,有一点阳光一点水,就能在石头上生长。这很像老一辈人,我的外婆、妈妈,当然,不光是农民的传统,也包括知识分子的传统——他们需要的东西比较少,比较节制,不像现在。所以我觉得,在消费过于发达的情况下,我们应该反省一下,需要一种修复式的生活,而不是破坏式的。

“邹树礼的脸,在爆炸中浸透了煤灰,像‘青面兽’杨志,曾让小孙子害怕。”(图:《青苔不会消失》)

我写矿难矿工,有时会去想,造成矿难的人是什么样的?老板、国家体制、包工头,他们又是怎样的生存状况?我最近接到一个消息,家乡一个最大的包工头,以前是县里的首富,他手下有好几万工人,赚了很多钱,但后来拼命赌博,走投无路,在宾馆开了个房间自杀了。他曾爬到那么高的位置,手下就有我写的这些矿工,这些瘫痪的、身患尘肺病的矿工。

这些矿工还在努力生活,而他选择自杀。

所以,矿工的生活方式,就很像青苔这个意象,卑微、弱小、没什么价值,也不被人注意,但却是修复式的生存。我写的这些人,大多是底层的人,我看到他们身上有这种品质。

新浪读书: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:卑微者、出生地、生死课。是否可以理解为这是你对底层、乡土、死亡这三个命题的总结?

袁凌:以前这本书的结构不是这样的,因为一些原因,变成现在这样。

卑微者,确实是全书的一个前奏,是各种底层的生存;出生地,不仅写人,也写一方乡土,比如沂蒙、汉水;生死课,处理的是一些社会议题,比如农民工二代的犯罪问题,高墙内外的留守,比如诗人海子,涉及诗歌与革命,诗歌与80年代文化。

生死课这个议题很严峻,严峻到跟人的生死有关。像《兰考弃儿》,反应弃婴体制,也跟生死有关。这么一看,这个书的大体内容,确实有这样一个划分。

新浪读书:这些是否也是你在文字中所一直追求、思考的题材?

袁凌:我的写作确实有这样一个脉络。但以后的写作不会局限于这些,我想把这些分门别类的议题打通起来,形成一个整体的写作。因为当下中国,需要这样的东西。

每一个人都到城市生活,我们来自乡土,却对乡土淡漠。过年回家,发发感叹就回到城市,消费一把就回来了。这种日常的生活,看起来是很无聊,很琐碎的。但是社会生成了结构问题,这些结构问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,雾霾的污染,它跟我们社会结构是有关的,思想的问题,跟我们的消费问题也是相关的。

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割裂,好像城市和乡土割裂,底层和高层割裂,生活和思想割裂,物质和精神割裂。

新浪读书:报道这些题材,在素材收集过程中,是否遇到困境?

袁凌:每次采访基本上都有不同的困难。有些是生命危险,比如去地雷村,地里还有好多地雷,都看得很清楚的,有些在土下,有些半截露在外面。我跟着农民到地里面,看他们排雷,很危险。

“部队排雷过后的山林,像经历了一次更惨烈的战争。”(图:《青苔不会消失》)

到了现场,就像战地记者到了战地一样,不能退下来,退下来之后,你的职业要求就没了。再比如,去大凉山看望艾滋病人家属,有一家的父亲是得艾滋病去世的,孩子都没有查过,我跟他们一起吃,一起住,还是有风险的,这是一种冲突。

还有一种是反感,生理反感,太脏,没有厕所,条件很差,食物很不清洁,有跳蚤,睡大炕,男男女女挤一炕。

还有一个是孤独感。到一个地方,大家都怀有敌意,有时候没有人帮你,包括遇到一些警察找你麻烦,还有人要打你。

特稿主要体现的是人性的东西,最重要的就是跟当事人沟通,不是一个对抗性的矛盾。特稿采访,实际上是要能理解人家,争取让人家也理解你。

新浪读书:面对过很多次死亡,你是否产生过常人的恐惧?

袁凌:我觉得不是恐惧。尼采说过,凝视深渊过久,深渊将回以凝视。我后来反思了一下,我看问题,确实容易从消极的方面去考虑,由于我长期地习惯承担这个东西,我对生活,对人生的看法,确实会受到影响。

面对死亡,我可能从小就习惯了。我写的时候也不强调他们的死亡,我实际上在写他们的生活。我只是觉得他们的生活本身比较真实,掺假的东西少,比较“凝重”,不是“沉重”,里面包含一种凝练的感觉,一种穿透性的东西。

可能我以前不注意,把它渲染上了一些过于阴冷的色彩。我不想一直写生死的主题,想加入一些更日常的东西,我想既保存原来的一种视角,同时又能够更宽泛更容纳。

我如果老陷在那样一种心境,我没有能力,没有心力去接触更广泛的生活。所以现在,我想自己做一个调整。

“我特别讨厌‘温暖’的笔调”新浪读书:你曾经说过,此前的作品《我们的命是这么土》发表时并不顺利。好多人觉得不像小说。

袁凌:我在做记者之前,就开始写诗,写散文,写小说。我读研究生的时候,写了一些东西,最初的轨迹还是顺利的,在省级杂志上发表。但当我的作品有了个人风格之后,就一篇都发不了了,人家就不接受我了。

现在回过头来看,我的小说写得不像小说,是因为比较强调材料的直接性,真实性,强调一种意境,和一种现场的描写,而不强调去讲一个虚构出来的故事。所以别人就接受不了。

非虚构概念出来之前,我的所有小说都没有办法定义,所以总是发不出来。大家跟我说的最多的话是,你这个故事蛮感动的,文笔也很好,但是不太像小说。

新浪读书:你大学时写现代诗,将更多情绪寄托在一种隐晦又浪漫的文体上,之后投身于非虚构写作,这又必须有现实关怀和现实思考力。你也曾说过“诗人和记者是可以完全合一的。”

袁凌:我想追求的诗性,不是文学性本身。刚开始写诗的时候,想要一个不错的比喻和意象,这是文学性本身,但还是很晦涩,只是得到了现代诗的皮毛。现代诗发展到现在,其实要求的是一种真实,并不是那种隐喻的东西。所以后来我就不想写了。

我之后写的东西,虽然有诗性,但它是承担了一定现实重量的诗性。这种诗性并非朦胧抒情的,它具有一个真实事物本身的生命气息,像地上的花朵,经过碾压,仍然会生长。

新浪读书:有评论认为,对照着你写下的诗歌和小说,看你的报道,会产生一种分裂感。你曾说过“新闻是新闻,文学是文学。”在写作风格上,你会将“非虚构”与“虚构”明确划分吗?

袁凌:最初因为没有非虚构的概念,在我的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里面,就有很明确的划分。我做的新闻报道是调查报道,就是追求事实,追求逻辑。文学看中的是人性,看中的是事物的生命本身,所以我有意地打出一个防火墙。

但后来开始写特稿之后,划分就不明显了。随着文学的发展,到现在,文体的区分也不明显了,这是一个大势。

我的语言是比较节制的,有时强调穿透性。但读者天然有一种惰性,因为我的特稿里有苦难的东西,读者就觉得我在写苦难,不是的。好多读者没有语言修养,他们已经习惯了那种温暖的文字,觉得我写苦难的时候,用的笔法太冷峻,有些人还骂我。

“正午的阳光下,几个小孩子全无戒心地躺在尘土中。”(图:《青苔不会消失》)

我特别讨厌温暖的笔调。有些事情,你只能平静地讲,但读者觉得好像我过于冷静,没有人味儿。我是文字记者,我把自己藏起来,生活是什么样,就是什么样。我的语言始终是那个语言,不是感动你的,带动你情绪的语言,并非软阅读和轻阅读的类型。

新浪读书:你如何理解非虚构写作中真实性与文学性、创造性的关系?

袁凌:我不喜欢那种传统的,讲一个好故事的文学性。非虚构写的是人类的经验,把它贴切地传达出来,就有了文学性的前提。如果你承载了它,同时还拥有某种风格,让它具有某种形式感,就产生了文学性。

我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真实的,没有真实以外的创造。就算是《三体》,写科幻的,也是根据生活经验而来。画鬼容易,画人难,对非虚构来说,它的真实性和文学性之间没有什么冲突,所谓的冲突,其实是传统圈子里的小说家造出来的,他们长年累月,做上作家之后,就没有生活了,他们只有一个作家的生活,所以需要去靠想象生活。我觉得文学家的想象是很腐朽的。

何伟说中国的东西写不完,我也觉得中国的东西根本写不完。所以这就是一个态度,文学的创造性来自于人类的经验,我们要去理解这个经验,要去接触到它。

新浪读书:不久前看到你的一篇稿件,你在文章中说,自己不是典型的特稿写作者,为什么这么说?

袁凌:非虚构里面最重要的,肯定不是特稿。非虚构里面最重要的,是对一个现象,一个群体的长期的关注,是对重大题材带来一种切入和传达。特稿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运用一些笔法,一些套路写出来的东西。特稿对于我个人而言,只是一小部分。

我不是一个典型的特稿写作者,因为我不是从西方的普利策套路来的,我是自己从文学和非文学这个探索点出发来写的。所以我写的特稿,不太追求戏剧性,不太追求人性的激烈冲突,也不追求那种冷峻的套路。我写的更多的是一些现象,一些状态,一些群体。所以我不是典型的。

“废墟化之后,冒起的青烟就是文字”新浪读书:你的记录侧重于底层人物,为边缘人发出声音。为何将目光锁定在这个群体?

袁凌:因为我从乡土出来,乡土就是底层。我的生活环境,也是接触底层多,做记者本来就是底层的。另外,一些阶层不需要我们发声,它的生活界限是很明确的。

接纳我们,也需要我们去关注的,一个是底层的人,一个是边缘人,也有可能开放性比较强的知识分子,新兴阶层。

新浪读书:柴静说,对于很多无能为力,你选择的不是脱身而出,而是觉得自己些微的幸福,对苦难之人是个亏欠。这是你的性格所致?是否有无法抽离而出的采访报道?

袁凌:很多采访过的矿工,我至今都与他们保持联系,包括帮他们卖十字绣,卖鞋垫。今年过年,我还去看望了一下,其中有一个矿工已经很消沉了,说自己也活不了多大年纪了。当时感受到无能为力。

但作为一个写作者,不要过度想象,很多感情,是被记者渲染出来的。你的职责不是去渲染这批人,你的职责是把他们记录下来。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去了,很多记者一到现场就开始哭起来,你去那里不是哭的,是采访的。所以,记者是在深渊旁边写报道,在任何场合,都不要忘了自己的角色,不要把自己带进当事人,当事人有他们的权利,你只是一个记录者,你留下的是一个现场,可以让读者回味。没必要一上来,自己就开始抒情起来了,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,不搞一个带动人情绪的标题,就没有点击量。

当然,心里面会有很多触动。但这个震动,需要你像烧瓷器一样,在心里面锻造成形。你需要一个坚固的炉子,把它纳入到里面,沉进去,你还要萃取,把它冷却,最后才会冶炼出来一个成形的东西。

所以我说,活着是一个忍心的过程,你要忍住自己的心肠,不是说你没有心肠。那些大哭的人都不是合格的记者。我不懂为什么有些人要求写出感动。感动重要吗?一点都不重要。

新浪读书:在网上,看到一条对《青苔不会消失》的评价:好奇的是,目睹了这么多惨状,也意识到体制几乎没有变动之后,为何还能相信文字的力量?为何还想要赞美中国人的韧性?你对这位读者的疑问,如何回答?

袁琳:我没有赞美中国人的韧性,我只是传达出中国人的韧性。为什么觉得文字有一种力量?对比人类历史上那些灭族的灾难,整个时代的崩溃,两河文明的彻底消灭,我们现在面临的灾难不算什么。但是你发现了吗,这些苦难过后,还是会留下了一些东西,留下来的不是别的,是希腊的文明,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,是《圣经》里面的信仰,是中国的文字。

所以,你为什么不相信文字的力量呢?遭遇大洪水,或者废墟化之后,冒起的青烟就是文字。最后只有文字可以,因为它摆脱了一时观念的争论,一时体制的力量,摆脱了功利性,而且保存了人类真实的经验。所以我觉得观念真的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把人类的生存经验保留下来,这样的东西才可以经得起时间。我对文字记录是有信心的。

时代是会毁灭,可是底层是毁灭不了的,毁的是上层的建筑,各种各样的制度,一时的架构,那种看起来很显眼的东西,精英阶层灰飞烟灭了,可是基层还在那里,只要人还在种地,人还在造东西,生活的经验就还在。

下面的东西是真是的,所以我愿意把他们写出来,这里面是我自己的一种文化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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